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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次会议拯救了陷入绝境的红军？
国人从教课书上获得的有限历史知识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地位，从此红军才从失败的境地中转危为安。
不错，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但在确立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之前，其实还有一次会议才是真的事关红军生存死亡，没有毛泽东，历史可能被重新书写了。这次会议就是“通道会议”。
1933年5月，蒋介石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反围剿失败，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不得不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我们从歌曲《十送红军》和一些影视剧中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氛围是凄风苦雨，红军前景堪忧。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嘉禾临武一线。蒋介石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这是一道真正的死亡线，红军虽然最终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中央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蒋介石布置的口袋又张开了大嘴，他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湖南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芷江、会同、靖州一带，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一举全歼中央红军。
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已感知死亡的气息越来越浓厚了，各纵队指挥员也对军委领导充满了抱怨情绪。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日，面对险恶的形势，急需稳定军心，及时做出决择，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究竟向何处去。开会的地点在恭城书院，这座书院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坐东朝西，由门楼、两栋斋舍、讲堂四部分构成，建筑物沿纵轴方向依次排列在一条轴线上，由正中一条通廊串联成一个整体，四周砌青砖作护墙，中革军委的临时会议室就在讲堂里。参加临时会议的中革委领导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和李德，毛泽东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但他一再要求参加，被特许列席会议。
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这个湖南人表现了极强的湖南“骡子”性格，他大发脾气，与中革委的主要领导们发生了激烈争吵，他坚持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会议气氛十分紧张，现在回首这次会议，假如毛泽东不主动要求参加会议，假如毛泽东顾虑自己身份明哲保身，那么这次会议的结果就大不一样了，最后，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争吵了一下午的会议结束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第二天，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由当时通道县城的县溪进入靖州县的新厂、平茶，然后由新厂、平茶分两路进入贵州。一路由通道的播阳进入贵州的洪州向黎平进军，史称“通道转兵”，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可以说，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因此，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它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湖南通道的老百姓至今都用朴素的话语形容：通道就是从此通畅顺达之道，通道转兵就是红军转运。
2015-01-12 16:1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