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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看到长征（上）
——沈尧伊谈《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创作：
感受一：温文尔雅的教授，慈祥亲切的老者。
沈尧伊先生是中国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他从北京远道来到常熟美术馆，带来他的代表作《地球上的红飘带》，带来他心中的长征，带来了他真挚的艺术感悟，他为我们娓娓道来……
首先他介绍了《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艺术创作过程。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大家已经看到——“让人看到长征”。这是一个历史题材的创作，也许同学们感到比较生疏，我算是在这个领域里作学问的人，带着大家去了解这段历史。对我们来说，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只有当它自己成为历史的时候，它的价值，或者说有没有价值，有多大价值才能逐步地显现出来。《地球的红飘带》（以下简称《红飘带》）的创作是二十多年前（1988年）开始的，是一个比较漫长的创作过程。
1985年是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那时是研究“长征”这段历史的一个转折时期，当时经过改革开放之后，人的思想解放了，那一批亲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们也不过六、七十岁，七十多岁，健在的还比较多。当时的政治环境允许我们讲实话，作为党史考证的人员也解放了思想，很多事情原来不能说的，也可以说了。所以在当时对于长征历史的考证，包括一些文献、图片、资料、文物的考证也达到了一个质的转折，因为在之前没有条件作这样的事情，这是需要客观条件的，战争期间，不可能去讲其他东西，后来又有不断的运动，也不具备这种条件。只有在这个时候（1988年），才具备了研究长征的客观条件。举个例子，“遵义会议”是在党史里得到肯定的，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是共产党党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性的两次会议，一个就是“遵义会议”，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么这样重要的会议，当时到底有谁参加呢？有多少人参加？当时的具体情况到底怎样?后来我们通过考证知道，这个会议有二十多人参加。那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没有考证的基础，艺术创作怎么搞？我们不能像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历史题材创作那样，就两三个人物构成一个画面，其他人物都忽略了，那不是真实的历史。著名的作家魏巍同志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一定的学术基础上，又走了一遍长征路，采访了很多人，然后创作了《地球的红飘带》这部长篇历史小说。魏巍是很有修养的人，他的作品不像过去的一些作品那样概念化，而是比较含蓄，把许多问题都展开了，也非常生动，应该说是有关长征题材的小说里头写的最成功的。当时，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想把小说编成连环画出版，就找到我来做这个事情。
我自己是在1975年就开始做长征题材的创作了，1975年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在当时长征题材还是一个是“禁区”，不让宣传。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创作主要是为政治服务，有一种政治敏感，越是不让做的事情，越是要去做，我就一直在尝试做长征题材的创作。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从小就受到熏陶，听过很多长征的故事，长征在我们心里是神圣的东西，所以很想去画它。我就自己一个人背着一个背包，从北京到江西，再从江西出发重走长征路，走了三个月，到实地去写生，作了一些采访，有了这个过程和这些素材，我就创作了两张油画，一张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油画，是毛主席诗词里头的一句话，另外一张是选自萧华写的“长征组歌”歌词里的一句话。这两张画在当时都不让展出，第一次展出的情况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群众自发举行游行，就把挂在办公室的《而今迈步从头越》钉在一个架子上，抬出去游行去了，所以第一次跟群众见面就是这样的情形。到后来又参加了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全国美展，因为《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个题目很符合当时的形势。所以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的艺术创作的鲜明特征是结合政治形势，为政治服务。对于历史画的创作，有一句话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据我看来，有些历史画主要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画的是当时的历史，有些历史画画的是真正的历史，也是体现了当代的历史，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比如说《毛主席去安源》，这张画的主要意义还是反映关于文革的历史，而不是毛主席去安源的事情。我当时画的《而今迈步从头越》主要也是反映的是当时的历史，是在“粉碎四人帮”前后的一段历史背景。对于长征，我们心里有一种敬仰，但我自己也没有经历过那个革命时代，对于它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从创作开始以后，我对长征有了更多的认知，感觉很喜欢这个题材，因为在这里有很多崇高的东西、朴素的东西，比较符合我自己的意愿，后来我就陆陆续续投入到这个题材的创作当中，之后我又去了一次写生。1988年连环画出版社找到了我，这可能是一种巧合吧，当然也是一种必然，因为我们的意愿刚好碰撞到了一起。我当时也正在考虑好好表现这个题材，创作一套像样的东西，当时就有这么个想法。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我想如果用九百多个画面，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的层次去详细的表现长征，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当时这件事情虽然做起来很难，但是我马上就答应了。我说这样的，咱们要么就好好做，我用十年时间完成，但是出版社不同意，他们的工作是有周期的，希望在三年内完成，反复切磋决定五年，最后延了一年，总共用了六年时间才完成。
当时创作的主要素材来源是杨成武将军和刘英同志，刘英同志在长征的时候任中央秘书长，她对当时中央高层人物非常熟悉，杨成武是红四团的团政委，直接带兵打仗，长征时期几个主要的战役几乎都是红四团打的，包括“突破乌江”、“抢夺泸定桥”等，所以他对带兵打仗是非常熟悉的，提供了很多具体的细节。当时基于尊重史实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创作的宗旨：凡是书上提到的地方，我都得去，所以根据书里面提到的地点我列了一个提纲，按先后次序分两次走了长征路，做了具体的资料收集。一共画了五年的时间，最后一年进行了整体的修改。作品完成之后，先后一共出版了十六个版本，其中有一个是对外发行的韩文版。原作展也有过五六次。对于长征的题材，我现在还在画，因为我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完成，连环画创作是对长征的一个整体状态表现，细节和情节更多一些，而单幅画就不太一样，对瞬间性场景的捕捉更为敏感，表现的是典型性，我目前正在创作一批长征题材的油画，画幅都比较大，有6米到8米，都是我想画的。所以说《红飘带》是我的长征题材系列创作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了了我这方面的心愿，我希望把它继续做下去，不知道具体做到什么程度，我自己觉得十年内完成还是有希望的，尽量要把这些创作画的充分一点。
感受二：严肃的学者，执着的艺术者。
经过沈先生的介绍，我们了解了《红飘带》漫长艰巨的创作历程，也被沈先生这种严肃、认真、细致的学术态度感动，正是通过沈先生不懈的努力，全身心的投入，我们才有机会更加全面、更加感性、更加深刻的去了解长征。
接下去他为我们讲述了长征的故事，许多情节震撼心灵，谈了他的创作体会，也是感人肺腑。
对于《红飘带》，我当时的创作思路是这样的，在艺术性方面能达到什么高度，反正自己的水平有限，就这样吧。但是有一点我是非常较真的，那就是——真实。“真实”是我在对长征的认识过程中最重要的追求，我最初对于长征的印象，充满了神圣和伟大的光环，那是小孩子的崇敬心理居多，在逐渐接触和深入了解之后，觉得长征其实是一种现实，不仅是现在的历史，而且是未来的历史，因为我们把当今整个的事业都称为“新的长征”。外国人到中国来，想要了解现代中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长征。长征已经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它的规模只有几万人，包括了四个方面军的总和，时间的跨度是两年，开始只是一个突围，后来作为战略转移，最后取得了胜利，是这样的过程，那么在不长的时间，不多的人数，它为什么能成为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呢？当然，主要就是精神以及影响的范围很广。既然长征具有这么重要的意义，但是却没有留下充分的视觉图像资料。除了留下一些文物以外，只有保存了十张照片，没有其他的图像资料。这十张照片其中六张是二方面军的，四张是二十五军的。现代史学研究关于“长征”这个时间段，前后都有介绍，就是长征那一段没有，关于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照片也都没有。如果说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只能够从文字去看，从一些留存的文物去看，对于我们画画的人来说，这样的情况是一种失职的行为，所以我们应该补充这个空白。其实我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也就是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我希望，我终生的努力就是能让人在视觉上看到真实的长征。
“真实”这个问题，曾经有过一些讨论，对于人类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毫无疑问，只有真实的历史才对人类发展有实际的意义。但是历史一旦成为历史以后，它的真实已经成为过去，我们所应该做的是艺术的真实，所谓“艺术的真实”实际上就是指考证的真实，一种理解的真实，本真的再现，是视觉造型的真实，同时它是一种个性的真实，所以在这个“真实”中包含了一整串的定义，这个过程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史学家主要关注一些文件、电报，对于我们画画的人，关注的是视觉形象的真实，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也体现了画家自身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感受三：真实的历史，真实的长征。
对于历史题材的艺术创作，真实性原则是首要的，什么才是真实？这就需要作者非常客观的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在调查、访问、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提炼、加工、创作。为了表现“真实的长征”，沈先生重走长征路，作了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很多生动的例子让我们对长征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他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视觉图像的真实的长征”。
对于长征这样一个伟大的事件，我经常在想“真实的长征”到底是怎样的？比如说，1935年那个时候的自然环境是怎样的？
“红军过草地”，那个草地是中国三大湿地之一，是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在大家印象中，草地应该是平坦的洼地，实际上不是的，草地是高出平原的一个平台，上了草地之后才是平的，在平台上往北流的进入黄河，往南的是长江。这里的一条河叫白河，一条叫黑河，到了这里太平坦流不起来，水流减速就形成积水。根据1935年、1936年的地质气候显示，那两年是当地降水最多的年份，红军过草地时是草地最潮湿的时候，这就是长征的现实状况，草地海拔三四千米，在那样高寒地带的气候，积水又重，那种困难我们现在是无法想象的。其他就更不用说，森林、植被这些自然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后来我们再去草地，就完全看不到当时的真实情况，体会不到红军当时的艰难困苦。所以我们考证历史，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历史，一定要让自己走进历史的氛围里去研究当时的状态。然后你才能体会当时的人，他们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生存的。
再比如说，当时长征途中从南到北都是人烟稀少，并且许多都是少数民族地区。光看他们的房子就很有意思，在有些地方的房子结构是中西结合，因为在西南地区曾经有很多西方传教士，他们传过去一些西方的文化和建筑，“遵义会议”的房子一看就知道，哪个地方是西的，哪个地方是东的，而且带有一种当时的文化特点——东西两种文化结合得相当生硬。各地的民居也很有意思，你可以发现当时的和现代的房子是有区别的，就像藏族人，过去的房子是碉堡式的，一层住牲口，二层住人，甚至看起来以为是个大烟囱，实际上也是个四五十米高的大碉堡。不管藏族、羌族，还是在那个地区的汉族，到处都是这种碉堡，窗户都是枪眼一样，外部小，里面大，而且墙很厚，可以架设机枪，这些可都是民居，就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那个时代连年战乱，人民生活不得安宁，不管是兵也好，匪也好，互相在打仗。现在的情况是矮矮的房子，大大的阳台，孩子、母亲都在上面晒衣服、玩耍，院子里头也是种着东西，养着牲畜，一看就是和平时代幸福生活的样子，是完全不同的生活面貌。所以研究这些东西，包括不同地方的民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三十年代的情景，就能感受到当时的时代感。
还有比如说民族关系，那个时候由于军阀战乱，长期以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相当紧张，我一路走过也切身感受到，在城镇、在平原就是汉族聚居，而藏族、彝族、羌族、瑶族的房子就在半山腰、山坡上，要爬过半座山去背水，生活非常艰苦，这是长期的民族对立造成的，并不是他们喜欢在环境恶劣的山沟里生活，那是被迫的，没有办法的选择。以前如果汉人要通过彝族区很危险，往往要被追杀，要是掉队就惨了。红军当时过彝族地区就跟他们结盟，以友好和平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曾经也有人说这只是红军的策略而已，权宜之计，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是片面的，因为我们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方针就是讲平等的。红军确实要借这个地方过路，但是红军最重要的一点是平等待人，刘伯承将军跟当地老乡没有架子，促膝谈心聊天，拉家常，当地人感受到红军是平等待人，不像国民党军阀官僚不是利用你，就是压榨你。所以他们是主动的让红军过去。当年石达开过不去的主要原因也是那样，也是走的红军的路线，到了大渡河，他们的主要生路就是被彝族挡在了那里，最后导致了全军覆没。这就是基本理念和基本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结果。所以最关键的是基本政策的核心问题。
这个创作的过程也是研究历史的过程，考证的过程，我需要比较形象化的资料，包括一些兵器，他们使用的什么武器设备，当时领导使用的什么枪，背的什么包，戴的帽子怎样，我都要一一打听确证。因为时间隔得久了，很多人都记不清楚了，我就先画出各种各样的枪让他们辨认。其实情况和我们想的不太一样，红军的装备完全不像后来的解放军那样的整齐统一，当时的条件不可能的。当时使用的军械品种很多，就像街上开的万国车一样都是洋名的，因为中国的各路军阀分别使用各个国家制造的武器设备，比如云南军阀使用法国军械，有的军阀使用的是美国的，甚至有的军械比如驳壳枪，是一战时期发明的在欧洲战场并没使用，在我们这里特别有用。当然国民党中央军的装备就不一样了，都是进口德国的，包括服装和钢盔，但是他们嫌武器太贵，就没要，听起来觉得很好笑。研究这些武器，作为那个时代的特征，对于我画长征都是很重要的资料。
对于人物的塑造，尤其是领袖人物，其实他们也有平凡的一面，要在平凡中体现伟大之处，而且每个人都有鲜明的个性，比如毛主席是比较自我的，随和的，他穿衣服也是比较随意，外衣敞开着，里面一层一层，看上去参差不齐；而周恩来就不一样，虽然服装是旧的，也不是很好的质地，但他总是整整齐齐，很像一个军人的样子，显示出他品质上的一种刚毅，严谨；朱德总司令就更像一个憨厚朴素的农民，他的伟大体现在这种朴实无华之中。所以每个人物不同的生活经历和形象气质都会体现在这些细节中，包括每一位普通的战士，我们了解了很多个案，当时的很多战士其实都是相当个性化的。这些红军的服装、道具也是可以细细研究的，包括地域性特点，红军是从南方出来的，服装应该是有当时当地特色的，那是还没有专门的军需工厂提供统一规格的服饰，所以都是不标准的，帽子也不可能是挺括的八角形，在长期的行军战争中早就变形了。
长征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路线等更是值得研究的。长征所处的一个大环境：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党内的一些事情都要去请示共产国际，但是长征的过程中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原因是我们当时是通过部队的电台链接上海的地下组织，再从上海联络共产国际，（当时党内负责人王明为躲避长征的艰苦而去了苏联），在上海的组织被破坏以后就没法联系到共产国际，这也是举行“遵义会议”的重要原因。在无法取得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我们党得以自行组织会议，讨论解决我们党内的问题。不解决不行了，“湘江之战”红军损失过半，在这种生死存亡的重要时刻必须改变和整顿方针，所以毛主席等人当机立断展开会议，整合了思想，挽救了党的命运。当时的思想核心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根据实际的情况解决具体的问题，这四个字，从当时的形势一直到改革开放，在整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相当重要。当时的国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日本侵略攻占东北），红军北上长征实际上是关系存亡的转折点，一开始也无法论证这个决策是否正确，到了最后的战略转移确实能够到达陕北，证明了这个路线方针的正确而进入了历史新的时代。这也是事物发展的一个过程，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长征的过程中，也可以接触到很多国民党方面的事情，蒋介石的嫡系内部也是相当复杂，与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也相当深。蒋介石确实想消灭红军，但同时想借着红军的力量把地方势力也吃掉，把自己的力量保存下来。当时的中国，每个地方都被各地军阀割据，所以蒋介石故意把红军向西北西南方向赶，赶的同时趁机也把这些地方的军阀清理了，顺势就把这些地方占了。先让地方军阀跟红军打，打得差不多了国民党再出击，坐收渔翁之利。其实地方军阀也不傻，只要不侵犯到他的地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红军也不想跟地方势力交锋，他们的枪支器械都是破烂，缴获过来也是无用，所以更愿意打国民党嫡系部队，至少可以获得好的枪支作为补充。所以他们在那里勾心斗角，反而给了我们机会。如果换一个环境，换了条件，红军长征的胜利就相当困难，十万大军追着几万人，胜算难料。所以在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因素，相当复杂。举个例子，“红军抢夺泸定桥”的重要战役，有些学者缺乏调查，竟然否认史实，不负责任的说“没有那回事”，我觉得对于历史的态度，我们首先要尊重事实，用严肃的考证的眼光去看待问题，要站在当时的环境分析问题，而不能用现在的主观的想法去判断。当时的状况确实是无法想象的艰难，飞跃铁索桥是无论怎样也做不到的，那么过不去的话就是“石达开”了，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用现在的想法是无法解释，但是红军确实做到了，地方志有记载，当地百姓也证实，当然这中间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那座铁索桥是四川当地通向外面的唯一路径，因为极其重要，修建时每根铁链的每个链环都是非常牢固，工匠要刻上名字承担责任的。国民党方面觉得这桥是交通要道，舍不得毁掉，又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所以干脆撤掉了上面的木板，剩下几根铁链，料想红军怎么也过不来的，反正这边有重机枪把守，万一过来还有炸药，只要把桥炸掉就完事了。但是当红军集中火力，真的冒死冲过去的时刻，国民党却措手不及，他们已经在精神上被摧跨了，来不及再作反应，只有溃逃的命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是一个奇迹，我们用现在思维是很难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红军根本不是考虑自己的生命，而是一心一意要冲过去，夺取胜利，这种牺牲精神是我们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红军正是用少量的牺牲换了大局的胜利，这就是战争的残酷和战略的成功。从石田到泸定有320里路，走了一段以后要在一天一夜里连续赶240里路，那是什么路？我去看过，中间是大渡河，两边悬崖峭壁，在南岸根本没有路，只是斜坡上的小道，还下着瓢泼大雨，铁索桥也被破坏了，之前又打了好几仗，一路上都有追兵，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对于红军夺取泸定桥是一个不可想象的挑战，当时就把所有的行李、马匹、大炮等都放弃了，集中力量生死一搏。同时在北岸也有一支队伍配合这次战役，最后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举这些例子想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在长征的过程中有很多东西都值得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包括我们如何理解长征。你可以把中外古今所有的有历史记载的人类大迁徙行动进行一个比较，其中有军事行动，比如拿破仑的大撤退，包括当年忽必烈大军从北往南打，也是红军走的这条路线，相反的方向，一直打到云南。比较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红军长征所体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集体团队的，自觉的带着理想信念的精神，而且最后取得了胜利，到达了目的地。所以说它的意义特别重大。（未完待续）
（常熟美术馆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经主讲人审核）
文章来源：常熟美术馆
http://www.csart.org/hddetail.asp?ID=56
附：《地球上的红飘带》连环画全本欣赏（第664-797页）：
（注：点击小图可在新窗口欣赏高清晰大图）
（《地球上的红飘带》连环画欣赏7·未完待续）
2015-01-10 01:0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