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中华读书报》,作者为加籍京裔华人女作家李彦女士。
1987年,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后,来到加拿大求学,像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满怀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探索兴趣。然而刚一踏足加拿大最南端的温莎大学,就发现自己成了中心。
我是历史系第一个来自中国的研究生。每逢周末,教授们轮流请我吃饭,除了本系的,还有政治系的、哲学系的、社会学系的、宗教系的,甚至数学系的。人们对铁幕开启后的那片土地充满了好奇,席间七嘴八舌,问题接连不断,我因此无法安静地享受任何美味。
记忆犹深的,是一位宗教系的青年教授。他崇尚老庄。金发碧眼,却常着一袭黑色唐装,扎了裤脚,背了剑袋,在校园中翩然而过。他说,基督教已经衰败,走向灭亡,西方人正在试图从其他文明中寻找人类的精神寄托。我介绍他阅读图书馆里的英文版《红楼梦》。撼动他的,并非宝黛爱情,而是书的结尾。他目光炯炯,激动地描述着身披大红斗篷的宝玉被一僧一道挟持着,在落雪的运河码头边,与父亲诀别的千古绝唱。他曾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也许我会写一部小说,女主人公来西方寻找生活的真谛,男主人公却奔赴中国去探索灵魂的源头。二人擦肩而过。
几年过去了。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出版后,我重返大学校园,执教中华文化和历史课程。这时偶然在书店里发现了多种不同译本的《道德经》《易经》《孙子兵法》。东方文明之光,仍在异域闪烁,也燃起了我对故国文化的回顾与反思之情。接下来的岁月里,我一步步陷入了对中西方文化对比的痴迷中,并采用了小说的形式,描绘我的种种困惑与彷徨。
去国经年,重返故乡时,我却骇然发现,祖国早已从里到外,面目皆非了。
金秋十月,带着在哈佛读博士的儿子回国探亲,偶然路过街心公园,却被前所未闻的景象所震撼。儿子的中文程度不错,能看懂人群中举起的那些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也能听懂人们高声交谈中传递的信息。他感到愕然。妈妈,这是怎么了?爱情怎么能和多少平米、带浴厕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呢?这不是中国文化吧?
从国内派来的某些“学者”,屡屡因“损公肥己”“撒谎行骗”而与我吵闹不休,并讥讽我坚持原则的做法是“极左”、是“八十年代的活化石”。我无言以对。
眼下,人们忧愤的是雾霾。环境变了,乃意料中事。更可怕的,是心灵的蜕变。熟悉的人,不再熟悉了。人性之贪婪、冷酷,直令我生出“但愿人善如虎”的奢望。拿什么拯救你呢,我的祖国?
我曾属于占人口92% 的汉民族。来到加拿大,却变成了4% 的少数族裔。三十个寒暑一晃而过,浸染在英、法主流文化的包围之中,我体验到从弱势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强势文化,也学会了换位思考。自从华人移民到加拿大以来,已近二百年了。这个族群用各种方式顽强地挣扎着,试图使祖先的文化在异国他乡传承、存活。我们在受益于多元文化政策的保护之时,也通过绵绵不绝的奉献,使中华文化不断给加拿大社会注入新鲜血液,令其丰富多彩,兴旺发达。这也应了圣贤之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回首遥望,祖国的多民族文化,实质上也一直在为占主导地位的汉民族文化提供着生命力的源泉,默默地孕育着中华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壮大。检省自身,我之所以沦为遭国人讥笑的“活化石”,概因我胸中的那片净土依然存在,自幼所接受的祖国多民族文化的滋养,仍在血液中流淌。
孩提时代,就痴迷于刘三姐和阿诗玛们用纯朴的山歌营造出来的人间仙境。情窦初开时,艾特马托夫和张承志们用他们的笔奠定了我对纯真感情的向往。成为人母之后,才真正领悟到蒙族母亲像茫茫草原一样宽阔无私的胸怀。步入中年,方恍然理解了藏族人民如高原冰川般洁净的轻物质、重精神的睿智与可贵。爱情就是爱情,没有房子和汽车横堵在优美的对歌声中。每个生命都值得关爱,贫富贵贱、家族血缘统统化为零。对大自然的畏惧、对神明的崇敬、与邪恶抗争的勇气、对友谊的忠诚,无一不反衬着我们汉民族昨日的缺憾、今天的堕落。
华夏大地上的多民族群体,在保护和传承祖先的优秀文化遗产方面,远胜于今天抛弃了传统美德、丢失了敬畏之心、急功近利的主流族群。当中原大地面临着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危难之际,也许是三省吾身的时刻了。
灵魂陷入饥渴,亟待精神食粮。缺乏健康的美味,糟糠毒品也能果腹。禁食,是行不通的。舍近求远、东施效颦,颇似饮鸩止渴。难道我们不能从一贯被视为弱势群体的多民族文化中汲取养分,拯救岌岌可危的华夏大地吗?像我们几千年来一直所做的那样。
刚刚过去的感恩节时,我偶发奇想,在网上搜到了那位老庄的崇拜者。当年,他曾为了我,与在哈佛读博士的美丽的未婚妻分手。三十年过去了,他可曾完成了构思中的那部小说?他是如何处理关于人类寻找的结尾呢?邮箱里跳出的,是鬓发斑白的他与一位和服盛装的日本女郎的新婚照。年届六十,他的寻找终于完成了吗?
(作者为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孔子学院加方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