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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
——米鹤都著：《心路——透视共和国同龄人》座谈会之三
2012年7月16日
章立凡：我欠米鹤都一个情，让我写一个评，我一生病就没写。
刚才各位讲的，我很受启发。我们这群人坐在一块儿说同一件事儿，也是缘份，白头三代在，闲坐说文革。米鹤都有点子承父业的味道。很多当年“文革”的资料，都没有作为资料的碎片理出一个近现代史的大系来。这个工作一直没有做起来。
米鹤都这么做，进行口述史，以这个资料为基础，把整个的框架搭起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意义很大的。虽然说层面上现在仅限于北京地区的红卫兵，但是我觉得有这个框架还可以扩展。
各说各话我很同意。米鹤都在香港出的那套书我看了。看了第一本，感觉好像是圈子里面的人在说。第二本范围更大一些，米鹤都自己也说希望找不同的人回顾他们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个角度逐渐的就更健全了。
当然，人难免有自己的生活圈子，生活经历，所以我们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切当事人说自己经历的历史的时候，往往都看成个人史了。因为你个人参与了，有情感，甚至有血缘的关系，等等。我自己写东西，有时候也还是脱不出这个圈子，这就不够客观。但是这不要紧，因为是个人写的。所以我一直主张，大历史就是一个拼图，每个人拼一块，拼得越多，可能就越立体，最后就有一个公约数。这肯定不是咱们现在编的国史、党史。所以，我有时候在想，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当然很不幸，但我们也很幸运。很不幸就是国家和个人命运有很多坎坷。说我们幸运，可能这段历史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上千年都不太容易碰到。在世界史上也不太容易碰到，而我们赶上了，我们是亲历者。这是一种幸运。可是这个幸运中间也有一个评价的问题。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会有自恋的情结，这种自恋情结也自然，是出乎人的本性的东西。
王友琴的书我也看了，但是我觉得王友琴的东西缺少一点，她只讲结果，没有动机，文革怎么发生的，这些暴行是怎么产生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她只是把事件都罗列了。当然从史料的角度来说也很重要。
米鹤都又从另一个角度解析，这些人当初是怎么想的？他们的思想历程怎么样，我说别管书名怎么样，心路俩字还可以。把这一代人的心路说出来了，不管是与非，派系，有时候都可以忽略。你想，100年以后，500年以后，人们怎么来评价这段历史？那是人家的事儿，我们管不了。我们现在只能把我们经历的事情。按照我们的思想记录下来，当然有主观的成分，当然不要紧，有记录比没记录强。
所以，米鹤都做的事儿，第一步是把很多人的记录整理出来了。这是一大贡献。第二，他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条理化，形成一个研究框架。我觉得这个探索是很有意义的。
当然，这中间可能涉及到的历史有没有党性的问题。我一直认为历史是没有党性的，除非写党史。真正的历史是没有党性的，因为党活不了那么多年。昨天大家还纪念“戒严法”解除20周年，蒋经国就讲过“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所以我们要跳出那种语境，我们现在很多叙事还很难做到跳出当年的语境。所以我们当时的思想，我们所受的教育，我们对领袖的崇拜，就自然地让我们在这个语境里面说话和回忆，这个都不可避免。但是，我觉得需要反思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说“血统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其实也还存在。韩寒讲“素质论”，其实就是扩大了的“血统论”，他就说中国人素质不行，其实就是说这个族群素质不很，前提也还是一个血统。
我们现在不要忙着急于评价。有时候你想，这些历史确实很精采，比如刘辉宣说我们这代人精采。你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肯定比太平盛世时候的故事多，也精采，军阀混战的时候故事也多。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越纷乱的时代，越斗争残酷的时代，故事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段历史，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结，这种情结在所难免。
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要变成活化石。我跟蒯大富聊天，聊过两次，我认为他就是一个活化石。他跟你聊的时候必定随身带着两本相册，要把所有的人物给你看一遍，而且第一次聊和第二次聊都基本上一样，他实际上已经变成祥林嫂了。他的人生已经定格在那个时代了，你想问他以外的东西，说你怎么反思，你达不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可以原谅。只要他是真实的，我们就可以记录下来。
我在“文革”中跟徐浩渊聊过天，她自己回顾，说我们那时候就好象是贵族革命。我不知道这种反思怎么样，但是起码她能这么想。米鹤都这本书比较男性化，可能对女性挖掘不够。我觉得可能还需要再访问一些当年的女生。我发现有时候女生比男生还激烈，可能是这个性别决定的，一旦她们认准了这个事儿，有时候比男的还执着。
第一是说了一个大框架，第二是个人与历史的关系。
我觉得中国人的派性的问题，从“国民性”的角度来说还很是一个问题，往往只讲立场，不讲是非，一旦归顺了哪个团体以后，就以这个团体的是非为是非，而没有真正的是非。所以说那时候为什么被毛这个人利用，也是这个问题。一旦被收编了，或者你自认为被收编了，就跟着搞到底。最后发现自己被耍了以后，虽然有失落感，但是情感上难以割舍，因为毕竟是自己历史的一部分。人很难否定自己。
我有一次和胡德平聊天，他说去德国访问时，跟经历过纳粹时代的人聊天，他们就特别能够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我很赞成书眉上的这句话：“一个不能正视自己过去的民族，是永远无法真正崛起的”。我觉得德国人的这种反思，他们有思辨精神，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比我们深刻，而且他们在战后又经历了分裂之苦。我想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现在分裂之苦也是有的，我们是海峡两岸的分裂之苦。但是你回顾起来，现在有很多人（在社会上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们拥护“文革”。“既然后毛时代不好，毛时代就一定是好的”，是一个简单的线性思维，就是走直线，而且还是往后看，没往左看，也没往右看，也没往上下看，最后就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文革”讲平等，反特权，反对官僚体制，他把这一套和现实联系以后，就简单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但是他们没有立体的思维，只有线性的思维。这也跟这么多年来屏蔽“文革”，不许研究“文革”，有很大的关系。
大家经常说“反右”就是“文革”的预演，发动群众斗干部，冲击官僚体制，这种办法实际上不是第一次了。归结到我们这一代人，在中间是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是怎么被利用的，为什么会被利用？我们此前就生活在一个过分政治化的氛围之中。这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不会这样的，我觉得公民在一般情况下不会过分热衷于政治，凡是过分热衷的国家这个国家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出生以后就生长在这样的国度。而且这种能量，“文革”没有释放完，包括“四五运动”也没有释放完，这种政治情结真正释放完是1989年以后，那时候大家忽然大彻大悟了，干脆个人顾个人，该发财发财，该下海下海，就没有人再关心政治了，政治能量都释放完了，政治情结也没有了。往下的这一代人，跟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一代人了。
“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我的观点：近代以来没有什么真正的政党，只有会党，如果由会党政治变成现代的政党政治，需要体制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思和改变，否则我觉得这个社会很危险。
所以，我们今天回顾自己的经历，把这些东西总结出来，也是要有一个警示，这个警示不仅是对我们自己，也包括现有的体制到底何去何从？我觉得应该早做打算。
（章立凡根据发言记录订正）
